第一百三十一章 诸事繁杂（2 / 2）

总理处官员一一记录，把朱永兴的指示或誊写成旨意。或写成给各部的文书，见朱永兴再没有交代，躬身退出了屋子。

朱永兴打开案上木匣，开始一一给近臣回复密折，第一封便是给黔阳王皮熊的。

目前的辽东战事处于胶着，清军在盖州城南和城东的双台、梁屯、卧龙泉掘壕四道。屯兵固守。双方厮杀不断，暂时谁也奈何不了对方。但从战报上看，明军凭借着火力优势，还占着些许上风。当然，这与总参谋部制定的计划，朱永兴所定下的宗旨有关，明军并没有拼尽全力。

对于这样的战况，东北军区的将领未免有些心急，或是增兵而战；或是宁远的荡朔军北上锦州。加大牵制力度；或是准许他们将预备队和朝鲜的新兵部队全部压上，以便一举获胜。

对此，朱永兴是不赞成的。从局部看是胶着，但从整个辽东战局看，满清已经越来越陷入被动。只要维持住现在这样的局面，满清的崩溃便指日可待。

西北方向，叛清的察哈尔部比历史上的实力更强，察哈尔左翼四旗、右翼四旗、喀尔喀公垂扎布、都统晋津、副都统布达里、奈曼旗郡王札木禅、被布尔尼打败的敖汉旗。以及在察哈尔部和明军夹击下降附的喀喇沁左翼，人马达到了两万余。只要能够击败满清急召而来的科尔沁、阿禄科尔沁、翁牛特、巴林、土默特、扎鲁特诸旗联军，便能由义州卫直入辽东，甚至可以越过辽河套威胁沈阳。

辽西方向，驻扎宁远的荡朔军已经完成了防御工事的修筑，立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态势。这样一来。依靠火力纯取守势的话，荡朔军便能够抽调出近一半的人马，也就是两万人转场作战。或是增援东北军区，或是在辽河口的营口地区进行两栖登陆，完成对盖州清军的侧翼包围。

朝鲜方向。新师正在补充大量的讲武堂军官，并以团为单位渡过鸭绿江，在凤城和宽甸地区与清军进行了多次小规模的适应性作战。随着作战经验的丰富，以及炮、骑兵的加强，因为他们当面的清军数量最少，朱永兴觉得这倒可能是一支最有爆发力的部队。

一，二，三，四。只要东北军区的部队在盖州附近继续消耗清军，四个方向上的威胁便会越来越大，直到一个方向上的威胁变成了突破，整个辽东战局便会一下子翻转。很简单，满清已经无兵可调，支撑起现在这样的局面已经是最大的努力。

用最稳当的战法取胜，这就是朱永兴的宗旨。只要能牢牢吸住满清的主力，与之厮杀消耗，东北军区便已经是大功一件。如果操之过急，反倒容易出现变数。

北方初定，迁都刚毕，朱永兴不想有任何动摇人心的坏消息。北方的恢复重建，卖地、卖房能筹集的资金，这都需要稳定，社会的稳定，人心的稳定，哪怕是一场小的失败，他也不希望有。

“……满清尚能支撑，但时间却在我们这边，短期内或许有些困难，但越打下去，满清越虚弱，我们越强大，战事越顺遂。从整个大局来看，胜利毫无疑问，朕亦知诸将求胜心切，然北方初定，朕希望迁都之后从辽东传来的是好消息，而绝不是失败，哪怕小败也会挫折人心，从而影响整个朝廷既定的运行。”

朱永兴停下笔想了想，继续写道：“夫弱者与强者斗，弱者利乘捷，而强者利于角力；富者与贫者讼，贫者乐于速结，而富者乐于持久。今满清缩至一隅之地，何异弱者与强者角力，而贫者与富者竞财？所以，汝要定下心来，按照既定宗旨与敌耗下去，攻即无果，防却无虞，便是大功一件。此信，汝可示之于外，令诸将解朕之心也。”

稳定要保证，便只能稳中取胜，这是朱永兴站在更高的位置，从全局出发作出的决定。

只要内部不乱，满清的覆灭便没有疑问。而内乱这个可能性，从现在看，是微乎其微，不予考虑的。

按下东北军区的急于求战，朱永兴又拿出查如龙的密折，已经第二遍看了，所以他看得很快。

今年春汛，黄河下游清江口又有决口，但水退筑堤后，却能淤出大片良田。除了发还受灾地区的农田外，尚有两千多顷。查如龙的意思是以官价出售，得银由水利部支配，可解河工银两不足。

虽然办法听起来不错，而且能节省大量的国库银两，但却不完全对朱永兴的心思，因为他们混淆了有主地和无主田的区别。按照查如龙和陈潢的说法，修河的时候，叫那些富户乡绅们出工出钱，他们叫苦连天，一毛不拔，等河修好了，又想白白要回大片土地，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千百年来，黄河水患频仍，淤地极多，若是无主之田，自可由官府发卖。然有主之田，却不可因国家花钱治河，而转归国家所有。国家花钱治河，为的是是造福百姓，利在千秋，淤出的田地，发还原主，实乃天经地义，国家岂能与民争利？且出钱出力乃是自愿，可因此而嘉奖，却不可因此而责罚……”

朱永兴写完收笔，又重新检查了一遍，治河是公益事业，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不是什么谋利的举动。别管那淤田以前是什么样子，既是有主的，万没有因此而抢夺，或是叫原主出钱赎回的道理。

其实这也是思维的不同，时代的差距。查如龙和陈潢等人还是有着传统官府的观念，也或者是急于治河，反正与朱永兴的想法是不尽相同的。就象朱永兴讨厌用官府的名义无偿征用物资或人力，是一样的道理。

看来，改革在表面上显得很顺遂，法律制定了，政策实施了，但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却难免出现差错。官员的思维，官员对政策的理解程度，都是改革是否落实，是否真起到了制定时所预期的效果的重要因素。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朱永兴最担心的事情。位居九重，民情难通，这密折制度也正是补救的措施。十天一折，哪怕没有大事，也要把当地的情形上达天听。

诸如天气是晴是雨，米价是贱是贵，以至赋税、官吏们的政绩，官场里的角逐，派系的争斗，文人学士的诗词章赋，百姓中的趣闻轶事等等，五花八门，什么内容都可以有。正是通过这些看似繁琐、无用的小事，朱永兴便能较真实地了解大江南北的吏治民情，掌握政局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