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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下游的水库大坝没有建成之前，红石湾这一带，还是个水陆交通都很便利的地方。
沿着西淠河顺流而下，可以直达淮河，这条水路自打唐宋以来就是一条很著名的茶道。
如果沿着老沙河逆流而上，再沿着山中的茶马古道一路往南翻越几座大山，便来到了长江水系。
辽阔的江汉平原近在眼前，不管是沿着陆路去武汉，还是沿江东去前往江浙诸省，都非常的方便了。
陆路方面，陆安州、大青山、鲜花坪、麻埠街之间，自古以来就有官道相连。红石湾小学如今所在的位置距离最近的官道，不足十里的路程，牛车马车都能行走。
所以在民国以前，湘赣、西南诸省的商贾和移民前往陆安州、庐州府，大多会选择穿越大别山脉，走麻埠街茶市所在的这条水路。
听老辈人讲，那个时候西淠河每年的丰水季节，河面上的竹排木排络绎不绝。山下的红土路上，经常有插着镖旗、操着外省口音的马帮商队匆匆经过。
他们带来了洋布洋油、洋钉池盐。 秋冬时节原路返回时，马背、商船上的货品，已经换成大别山里盛产的绿茶和黄烟了。
解放后，一条大坝凌空而起，阻断了咆哮的山洪、造福了百万苍生，也使得红石湾从此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人间孤岛。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当地的土著山民，大多都是湘赣移民的后裔。困在这片山水之间，尽管没有诗人笔下描写的那般遥远，但到吴老师、张老师他们这一辈，差不多已有两代人了。
所以人们做梦都想着能有一条红土路通往山外，把这人间的烟火再次连接起来。
“要想富，先修路”，也是那个年代广为流传的一个口号。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其实搞不清楚，修路和致富到底有啥关系。
看到一些投资几百亿修建的高速公路，半天见不到一辆汽车，也不禁会犯嘀咕，这不是在白白浪费纳税人的辛苦钱嘛。这些投资用在实实在在的民生上岂不是更好？比如加点工资、减少一些农业税之类。
直到二十年后，四通八达的高速交通网络，打通了经济发展的任督二脉，见证了整个国家的繁荣和复兴，每个人才由衷的感叹道，真是要想富先修路啊！
要不是当年伟大的设计师们高瞻远瞩，勒紧裤腰带搞基建，建高速、修高铁、建机场、建港口，改变电力、通讯的落后面貌，解决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我们国家现在说不定还是翻版的印度呢！
从投资学的角度来看，交通属于投资硬环境的范畴。
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投资环境好坏最基本的切入点，就是看它的硬环境怎么样，有没有实现“七通一平”。
目前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连最基本的投资硬环境都不具备。比如一个十万人以上的中等城镇，甚至不通网络、不通水气，每天供电三小时，就像我们国家的七八十年代那样。基础设施的落后面貌如果不改变，要想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这些国家又有一个共同的国情，就是政府没有钱，然而基建工程又都是烧钱的大项目。这样的一对矛盾该怎么解决呢？答案是“中国模式”。
政府放权，向世界敞开大门，通过各种项目融资模式引入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
所以在“一带一路”的资本输出战略中，基建产能、技术、人才的全方位输出，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与沿线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契合点。
这种合作大多都是互惠互利，双赢或者多赢的商业行为，与冷战时期政府间的单边无偿援助，在性质和意义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BOT 项目融资为例，一条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或者电站，设计、融资、建设、运营，全部由中方企业负责。作为投资方，我方企业获得的是该项目建成后二十年或三十年的经营权。在这个双方约定的经营期内，不但收回了投资成本，还能获得很好的投资回报。
对于引入该项目的东道国来说，不需要一分钱的负债或财政投入，就把事情办成了。还可以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培养出一大批本土化的管理和技术人才。项目运营后，每年还能带来可观的税收收入。
投资环境的第一个升级版就是投资软环境，比如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廉洁度、劳动者的普遍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等等。
如果说投资的硬环境，还可以通过政府转变思路引入各方资本，通过“大水漫灌”式的高强度投入，在很短的时间里见到效果，投资软环境建设的见效速度，则要慢得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两代劳动者素质的根本改变，没有个几十年的时间，往往是很难见效的。没有这些劳动者，很多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先进制造业将没有办法发展，因为招不到合格的工人。
最近几年我们经常可以从电视网络上看到这样的一些信息，某家知名的外资企业人去楼空，不计成本的撤出中国市场。也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担忧，认为大量外资的流失会动摇我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它只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随着老年化社会的到来，国内人力成本快速增长，那些靠着血汗工厂赚钱的加工型企业撤出投资，把生产车间搬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是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同样熟练的服装工人，越南的月薪1500元人民币、孟加拉500元人民币、柬埔寨1000元人民币，可是在中国市场5000元的月薪招不到工人，所以是个企业都会跑的。
但是对于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来说，我国目前的投资软环境和配套环境，至少比很多国家超前了二十年。在其他国家开工厂，可能一颗螺丝钉都需要进口，物流成本有时比商品本身的价值还要高，政府效率低下，没有红包不给办事，工人动辄撂挑子等等。在我国，一个政务中心、工业园区转上一圈，基本上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更不要说那些市场导向型的国际投资了，十四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对于任何一家跨国公司来说，其中的吸引力都是致命的。
所以从近年来国际收支的具体数据看，尽管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资本来源地了，但资本项目的国际收支仍然处于净流入的状态。一些低端的制造业正在大踏步的出走，但质量更高的资本和项目却在源源不断的流入，比如斯特拉等等。
美国在这个时候和我们打贸易战，真是选错了时间。
我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生产、流通、消费的内循环，美国不能。我国已经进入传统产能和社会资本的过剩阶段，出口远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而美国依然依赖中国出口的廉价商品。美元在全球支付结算体系中的话语权，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因为我们是它的第二大债权人。从跨国投资的垄断优势来看，包括技术、规模、管理、融资等等方面，我国企业资本输出的比较优势，恰恰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由其可见，资本、市场、投资这三个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元素，我国都由过去的需求方变成了如今的供给方，老美还在用技术、市场封锁和军事讹诈的老手段来要挟我们，就有点在耍流氓了。
投资环境的第二个升级版，叫做配套环境。
中西部地区的人们经常在反思，苏南、浙江一带的地方经济为什么发展的那么好？
大家都在搞城市建设，都在不遗余力的招商引资，几十年的发展下来，一个地级市的经济规模还比不上人家的一个普通乡镇。
这个问题的根源，可能出在早期地方领导对于配套环境的认识上。
同样的招商引资，人家几十年如一日在一个主导产业上下功夫，进行全产业链的打造，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方经济。鞋城、袜城、五金城、皮革城、小商品市场等等，最终成为与这个产业有关的资本、物流、贸易、人才的全球聚集地。
而中西部很多地方的招商引资是啥项目都招，若干年之后，除了房地产外，没有培育出任何一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地方经济的发展也就没有了后劲。
如今我们还在炒房搓麻将，人家已经在“一带一路”的号召下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投资中国城、中资工业园区了，为本地区民间资本的输出保驾护航。
这是新时期最容易抓住的一个财富增长点，国家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如果再不重视，未来的差距就会更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