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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5章 步步带坑(1 / 2)

眼看皇帝的婚期日近,众臣也考虑到时间有些紧迫,行程安排起来有些局促,再一个皇帝仪仗出出进进太过扰民,且年终事情又多,大家都去陪祭,朝廷非得瘫痪不可。而小皇帝也言,朝中老臣众多,每日车马劳顿不说,便是陪祭身体也吃不消,因此大家也就坡下驴,开了个会商议一番,以为如此也合礼法,太后也就准了皇帝所请,将年终大祭和告庙之事一并办理。

当然这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大臣们知道陪祭是个辛苦活儿,不仅早出晚归,且仪式冗长,只是起来跪下就能累个半死,能偷懒为何不偷懒;至于小皇帝怎么想的,他们也十分清楚,一者是心疼钱,二者其也是不耐烦这些仪式。既然如此,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意思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个理由是说不出口的,自然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因此经过慎重考虑,中书省和尚书省及临安府联合发文告知百姓:因天下初定,国事繁重,为节约国孥,不扰百姓,陛下决定年终大祭一切从简,仪仗削减三成,与告庙一并举行。经查阅典籍,上合天道,下合民意,与礼相合,太后谕准!

“读书少挨欺负啊!”赵昺却恨不得扇自己俩嘴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那帮老油条给耍了。

确切的说是自己被利用了,原来依照惯例太后颁下谕旨,则由太常寺选择吉日吉时,大学士撰写祭文,并有礼部官员给赵昺讲说礼仪和规矩,而他就是从礼部官员的口中想明白了一些事情。让他刚刚还为自己得计而沾沾自喜的好心情也顷刻一扫而光,不禁暗恨自己为何小时候没有多读些书,以致屡屡掉进坑里。

说起来郊祀就是在郊外祭祀天地,也是中国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国家盛典,但是,由于历史的演进,郊祀制度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就随之不断地产生变化。先秦时期,是郊祀制度的原始鼎盛时期。而秦汉时期,则是其政治成熟时期。魏晋南北朝,由于中国政治上的分裂及少数民族的侵入,郊祀制度空为具文。这是郊祀制度的衰落时期。隋唐时期,是郊祀制度的恢复讲求、重新立制的时期。而五代和两宋,则是郊祀制度的政治变异时期。

从形式上看,郊祀制度自汉以来,每岁亲祀天地,或合或别已不可常矣。至唐代开元以前,郊祀的举行亦无定制,也是参错无定期。到唐开元中,始定每岁常祀皆有司摄事,一如三代旧典。郊天之礼,唐制:每岁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亲祀则并设皇帝祇位。

然而,宋代并不是一承不变地因袭着唐制,特别是在亲郊制度上。首先在郊祭的时间上并非依照唐制一年一祀,时间并无定制,直到真宗年才改为三年一祀,成为定制。而传到赵昺这,其还是继位八年来第一次举行郊祭,不过他也不是开了先河之君,而是大宋历代皇帝早就坏过规矩。

大宋祭祀制度的改变应该是源于明堂制度的产生,且出于偶然。仁宗皇祐二年,应当进行郊祭,可由于日在至晦,应当宜有所避的缘故,宰相宋庠便请季秋大飨于明堂。赵昺觉得仁宗肯定也跟自己似的见有空子可钻,便偷懒了,诏罢当年冬至亲祠南郊之礼,有事祭祀于明堂,此后就渐成制度,使宋代的亲郊从室外走进了室内,明堂逐渐成为亲郊的重要礼制。

要知道郊祀是把儒家天命思想具体化的礼仪,郊祀是中国历代都要讲行的国家重大典礼,而遵礼又是儒家治国的重要依据。对于礼制的变化,宋人自然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哲宗时任礼部尚书的苏轼就提出了宋礼“皆非周礼”的看法,并指出:

“古者,一岁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庙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祀。此周礼也”。而宋代,天子亲祀却“三岁一郊”。“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古者以亲祀为常礼”,而“今世以亲祀为大礼”。

荐飨太庙、祭祀祖宗,是仅次于祭祀天地的东西。连宋人自己也说:“谨按百王之礼,沿革不同,而祀天地于郊丘,祀上帝于明堂,祫祖宗于太庙,此三者万世不易之礼”。据周礼规定,宗庙之祭有二:一为正祭,即时享、禘祫是也;一是告祭,即国有大事,告于宗庙;皆由人主亲行其礼。

然而,自汉以来,礼制堕废。郊庙之祭,人主多不亲行。至唐中叶以后始定制:于三岁一郊之时,前二日朝享太清宫、太庙,次日方有事南郊。宋因其制,于第一日朝享景灵宫,第二日朝享太庙,第三日于郊坛或明堂行礼。

告祭如此,正祭又如何呢?按宋代制度,太庙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荐食荐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但宋代的正祭为常祀,虽祫禘大礼,亦命有司摄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亲行祫禘礼一次而已。宋人对此是有些不满的。

富弼在《上仁宗乞亲行祫禘大礼》中说:国朝崇奉祭祀,严而不渎。每三岁天子必亲行南郊之祀,其于祀天之道可谓得礼。独于宗庙,只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亲祀未讲,诚为缺典国史所书亲享太庙,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蔡襄也曾批评仁宗:“周制,四时享亲之礼有九。今寺观则车驾一岁再临,未尝荐献宗庙,非奉先教民意!”宁临幸寺观而不荐献宗庙,这确实违背了传统的宗法精神。

赵昺觉得既然儒者们感受到了礼制的变化,却又为何没有坚决反对,而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呢?他当然不会相信祭祀制度的变化只是表面上的变化,其中定然有深层次的东西在其中。现代人只要学过几天政治的人就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因而他觉得‘礼’,既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便是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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