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八大王的人生末路（1 / 2）

南明兴亡史

刘惠恕

第一章：八大王的人生末路

大明天启末，陕西灾荒不断，干旱、虫灾交替，禾苗枯焦，野有饿殍，民不聊生，百姓揭杆而起。时有王嘉胤、王自用占黄龙山称雄。有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各自割据一方称霸。未久，米脂人李自成聚众加入了高迎祥的暴民队伍。一时陕西全境尽入“贼手”。至崇祯三年（1630年），又有一位叫张献忠的好汉，在家乡陕西定边郝滩乡刘渠村聚十八寨乡民响应王嘉胤暴动，起兵反明，自号“八大王”。

“八大王”小时读过书，后入行伍，在延安府当捕快，因事革职，押送至延绥镇从军。因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见其状貌奇异，为之求情于总兵王威，重打一百军棍后除名，从此流落乡间。这一年轻时代的不平经历，使张献忠愤愤不平，心中充满着反明劫富的欲望。

“八大王”“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为人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素有“黄虎”之称，很快就显示出指挥才，自立成军。他统率的军队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的最强一营，转战于陕、晋、豫、皖、鄂、川等地，屡立战功。数年后张献忠拥兵数万，率军渡黄河南下，成为当时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反明十三家军之一。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率军入川，陷夔州，围太平，被重庆女总兵秦良玉追兵击败，退走湖广。

次年，各路农民军被明官军围于河南。十三家农民军首领在荥阳聚会协商，决定分兵出击，打破围剿。会后，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军队在闯王高迎祥的率领下，东进破河南固始和安徽霍丘等州县，逼明中都凤阳。一日晨，张献忠袭破凤阳城，歼明守军两万，杀光富户，分粮于农，又砍光皇陵数十万株松柏，拆除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掘皇帝祖坟。崇祯帝闻知后，穿丧服，跪太庙痛哭三日，撤兵部尚书职，将凤阳巡抚、凤阳巡按御史以及早已革职闲住的五省督师问罪处死。

张献忠克凤阳后，南下克庐州、安庆、和州、滁州，沿长江打下江苏仪征，回师西向，经英山、霍山，同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又由湖北入河南，进陕西，由商洛打回关中，与高迎祥军在凤翔会合，败明兵部尚书洪承畴军于陕西，斩明将艾万年、曹文诏等，转插河南。张献忠在这一年间转战千里，打破了明军企图在中原围歼农民军的计划。至崇祯九年（1636年）初，巳拥兵十万。

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闯王高迎祥遇俘，被凌迟处死，李自成继“闯王”位，率余部转战于潼关西，张献忠军成为潼关东明军围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率部转战于鄂、豫、皖，复攻入河南，占许州，杀明将左良玉兄。次年三月，在安庆毙明将潘可大。

为扭转败局，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针对农民军各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调作战的特点，于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李自成军在陕西数败，躲入商山。刘国能等在河南归顺朝廷。张献忠进袭南阳，被左良玉军击败负伤，被孙可望力救脱险，带军退隐湖北谷城。

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各路农民军叠相失败。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伪降明兵部尚书熊文灿。 张献忠余兵四万，分四营隐于谷城四郊，另请人给自己讲授《孙子兵法》，以待东山再起。

天不佑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天复大旱，民不聊生。张献忠再起兵于谷城，杀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罗汝才、马守应部也重新起兵反明，到谷城与张献忠军会师。原隐伏于商雒山中的李自成军，则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

熊文灿得知农民军再起的消息，急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伏军于房县西猴山，大败明军，俘罗岱，左良玉逃离。崇祯帝闻知实情后，处死兵部尚书熊文灿，将左良玉降三级，要他带罪随军立功。重新起用大学士杨嗣昌为兵部尚书，督师追剿农民军。

杨嗣昌抵襄阳后，仍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督师十万，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并传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张献忠连战失利后，与罗汝才联兵，以“以走制敌”，跳出包围圈，准备率部突入四川。

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及太平县的玛瑙山两败于左良玉军，损失惨重。退居兴安归州山中，被左良玉等军包围，处境危险。无奈中，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因为我在，你方得朝廷重用，如果我不在，朝中必有人劾你军乱杀无辜，届时你离死也不远了。左良玉闻之，稍开包围圈纵敌，张献忠得以收聚散亡，在山民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合军，突袭四川巡抚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一线。邵捷春军大败，张献忠军得以顺利地进入了四川。张献忠入川，打破了杨嗣昌“十面网”的围剿计划，在军事上转入主动。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在四川开县黄陵大败左良玉追军，歼秦良玉部白杆军三万余人，挥师出川，兵锋直指鄂中。此战张献忠养子、时年十七岁的张定国出力甚多，在攻打竹菌坪寨时，一箭射杀四川副总兵、有“神弩将”之称的张令，立有首功。二月，张献忠军克襄阳，缴获甚丰，以所获饷银十万两济饥民，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此战李定国又立有首功。当时张献忠率部从四川攻入湖北，在路上截得杨嗣昌督师的军符，李定国奉命带领28骑佯装明军先奔襄阳城下，出符入城，到半夜打开城门，接应大军进城占领襄阳。杨嗣昌的“四正”、“六隅” 、“十面网”进剿计划至此失败，退守宜昌。过沙市时，他得知李自成破洛阳、杀福王的消息，忧惧而死。左良玉则被削职，带罪领兵剿贼。 张献忠军又渡长江克樊城，与罗汝才合兵北上。六月，攻南阳，东略信阳。七月，陷郧西，占信阳。

杨嗣昌死，崇祯帝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任督师，围剿农民军。左良玉亦率部前来追击张献忠。八月，张献忠军在信阳被左良玉部击败，负伤出商城，走英山，又被王允成击败，前往投靠李自成。李自成想兼并张献忠部，张不从，李欲杀张，被先此已投奔李自成的罗汝才阻止。罗汝才私赠张献忠五百骑，张献忠依此自河南经安徽东下。时李自成军正在围攻开封。丁启睿和左良玉率明军主力北上救开封。年底，张献忠乘虚陷亳州，入英、霍山区，与“革左五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地王蔺养成等部合军，军势复振。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张献忠率军陷舒城、六安，克庐州，杀知府郑履祥。复下无为、庐江，在巢湖训练水军。又败明军黄得功、刘良佐部，使江南大震。崇祯帝将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逮治，起用马士英督师。十月，张献忠军被明军刘良佐部击败，西走郸水。“革左五营”北投李自成。左良玉为避李自成兵锋，尽撤湖广兵东下。张献忠乘机攻占黄梅。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张献忠率军克郸州。三月，复下郸水、黄州、麻城。五月，西取汉阳，从鸭蛋洲渡长江，攻占武昌府城，俘楚王朱华奎，将其处死，与部下分食其肉。同时，用车数百辆，欲将楚王宫里的金银珠宝拉走而未能尽，又发银六百余万两，召集各地流民参军。

在武昌，张献忠始建大西政权，自称“大西王”。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委派地方官吏治事。又“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并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共录取进士三十名，廪膳生四十八名，均授以州县官职。

同年三月，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并对张献忠占据武昌称王十分不满，遣人书责。此时，左良玉兵复率兵西上，大西政权委派的地方官吏多被擒杀。面对李、左两大军事势力夹击，张献忠自知无力对抗。八月，率部南下湖南，以二十万重兵攻占岳州，复攻长沙，明总兵尹先民、何一德降。 张献忠占据长沙后，宣布免征三年税粮。又攻取衡州及其所属州县，所到之处，义军纪律严明。清人刘献廷记载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公，则果然也。”大致在克武昌，占长沙、取衡州时期，是张献忠统帅的大西军最有生命力的时期，呈现出欲建帝业的曙光。但此后未久，张献忠统帅的大西军又恢复了此前嗜杀无度的作风。

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张献忠率军攻占永州。十月，张献忠军占领杨嗣昌老家常德府武陵县。为报复杨嗣昌曾率兵进剿自己的旧怨，张献忠下令诛杨氏父子九族。其令牌曰：“照得朱（诛）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忍（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为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

此后，张献忠领兵向江西萍乡进攻，陷万载，分兵两路攻下袁州，突袭吉安，占吉水、永新、安福、泰和等县，并分设地方官吏，安抚百姓。十二月，明军江西总督吕大器带领兵反扑，复夺吉安等失地。张献忠在江西受阻后，回师再占岳州。在嘉鱼（今湖北境内）设伏，大败左良玉追兵，控制了湖南全部、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片大地区。为了奠定自己未来的王业发展，张献忠决意进军四川，而抛弃了原占地区。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部克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 春，以“澄清川岳”为旗号，进军四川，克梁山、忠州和涪州，败明总兵曾英。又破佛图关，败明四川女总兵秦良玉，占泸州。六月二十日，张献忠占领川北重镇重庆，擒从汉中逃来的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宗室、官僚，尽行处死。 七月初四日，张献忠命刘廷举守重庆，他亲自统军，分三路逼四川首府成都。八月十日，城破。 明藩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吏被俘，拒降被杀。而先此，李自成命大顺军将领马珂自汉中方向攻入四川，占顺庆府（今南充市），进守绵州（今绵阳）。九月，张献忠派艾能奇往攻不克，亲自前去指挥，马珂败走汉中。十月，李定国攻克保宁；孙可望攻占龙安、茂州；艾能奇攻克雅州。至此，四川大部地区被张献忠控制。

鉴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是中国社会的大震动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死，大明灭亡。而李自成早于当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一月，已在西安称帝，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而当时在东北的满人政权，皇太极已于1636年在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4月，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军与多尔衮统领的清军大败李自成军于山海关一片石。李自成全军溃败，向北京撤离，于四月十九日在紫禁城武英殿匆匆登基后，便放弃北京，向西安撤退。当年十月，顺治帝迁都北京，祭告天地祖宗，表示他已是全中国的君主。既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占有四川一片¬土地的张献忠也同样有理由称帝。

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在成都张献忠先是号称秦王），定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自称老万岁。大西政权建立后，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以桐城诸生汪兆麟为东阁大学士，左丞相，“总决诸事”，严锡命为右丞相。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麟为户部尚书，吴继善、江鼎镇为礼部尚书，龚完敬为兵部尚书，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京畿道御史为齐之奂。又以部将孙可望“节制文武”，并且对部将加以分封，封四个养子为王，分别为：平东王孙可望，抚南王刘文秀，安西王李定国，定北王艾能奇。大西政权颁顺行《通天历》，邀请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任“天学国师”。任命原雅州知州王国臣为茶马御史，与少数民族贸易，重视招抚少数民族。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开科取士，选拔三十人为进士，任为郡县各官。大西政权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张献忠又号令：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违者正法。

在军事上，大西政权设五军都督府，中军王尚礼，前军王定国，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分兵一百二十营，有兵约数十万人，设都督领之。城外设大营十，小营十二，中置老营，名为御营，献忠居之。又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二十营。分兵四出，“遂据有全蜀”。此外，水军独立成军，以王复臣、王自羽为水军左、右都督。在成都进行军事管制，以王尚礼为提督御营，窦名旺为提督皇城都指挥，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大西政权还在各州县组织了地方武装，称为“里兵”。“皇兵出师，里兵守城。”综张献忠所定兵制来看，四将军辖兵是大西军主力，是属出征用兵，其次为五军都督府，当属维护政权的机动用兵。各州县组织武装，当近似于后世所称民兵。

从张献忠建国立制的最初设想来看，似乎欲走一条割据自保的道路。但是对于如何在四川才能长治久安，张献忠显然缺乏经验和足够的耐心，以致举措乖张，招致反抗，最后走上一条以暴易暴、滥杀无辜、失尽人心的道路。

张献忠在成都建国立制后，最先面临的问题是战事指挥并非顺利。当时张献忠面临三条战线的战争，一是与李自成争夺汉中的战争。他认为：“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乎？闻闯王遣马爌守汉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则难图也。”张献忠初命孙可望取汉中，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张献忠亲往救援，又被击败，两战共损兵三万人。在途经梓潼七曲山时，他“仰视神庙，题额张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命修庙刻石祀之。此事经今人考辨，具体经过大致为：张献忠入川之初，曾与道教供奉的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自高身份。张亚子系东晋人，长期居七曲山，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乡民感激，死后乡民为之建此庙纪念。唐代始封张亚子为“英显王”，元代封“文昌帝君”，明清沿之，全国各地多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又称梓潼帝君。崇祯年间，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听说了张亚子的传说后表示，日后当为文昌帝君重修庙宇。张献忠占领成都称帝后，立即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题为“天圣神祠” ；同时追奉文昌帝为太祖高皇帝，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 由于张献忠认文昌帝为祖，在以后张献忠屠蜀时，独梓潼一地得免。

张献忠初占四川后，原驻四川各地的明将曾英、李占春、于深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兵反朴，袭击大西军，杀大西政权地方官员。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明四川巡抚马干派副将曾英带兵攻陷重庆。随后，明将甘良臣、杨展等又收集溃卒三万攻陷叙州，大西军损失一千余人。

顺治二年（大顺二年，1645年）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履灭。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准备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 。招降书被张献忠拒绝。当时何洛会率领的清军入川部队被在陕西的李自成大顺军余部牵制（李自成已日当年五月初死于湖北九宫山），一直未能入川，张献忠形势尚安。但到第二年，形势急转直下。

顺治三年（1646年）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与明降将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准备入川，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败大顺军之余部，开始全力向大西军进攻，南逼成都，而当时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成都。明督王应熊又派曾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配合杨展联师进攻，阻挡农民军的东下去路。张献忠的大西军处于南明与清军南北夹击的极为不利境地。

当时张献忠时驻军金山铺，欲肃清新附不坚者，大西军中骁骑营都督刘进忠劝谏其不要乱杀元辜， 张献忠不纳，反而调刘进忠回金山铺会剿，刘进忠生疑，率所部投南明军曾英，后又北投清军（后被清廷任命为益阳总兵），引清军入川。

而张献忠当时因在四川滥杀无辜，失尽人心，军中乏粮，在成都已难立足。决意出成都，沿岷江水路入长江，经重庆，东向出川。时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进，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镇江口，张献忠军大败，沉银无数，退回成都。

江口之战应该是一场规模不亚于三国赤壁大战的战役，大西军出动的兵数应该不少于二十万人，而杨展突袭使用的兵力应该不少于数万人。这是一场典型以少胜多的战役，只是因为这一战役是南明军队与盗贼间的战役，而未被史家大肆宣染。关于这一场战役，明清笔记中有许多记载：

南明建昌卫掌印都司俞忠良在其所著《流贼张献忠祸蜀记》中说：“隆武二年丙戌九月十六日，副总兵曹勋率建南兵克邛州，距成都仅两日行程。献忠离成都，率贼营男妇百余万操舟数千蔽岷江而下。都督杨展起兵逆击之，战于彭山之江口，展身先士卒遣小舸载火器以攻贼舟，风大作，舟火，士卒鼓勇，皆殊死战，贼败。贼舟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官兵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多焚，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万，悉沉江底。群贼登岸走，旋奔川北，杨展率部追之。献忠虑各营家眷众多，不能急行，此皆历年抢掠而来，乃集众贼将共议，饬令将妇女尽杀之，献忠亦杀其妃嫔数百，死者数十万。献忠犹未已，恐川兵反，行次顺庆界。大阅，尽杀川兵，不留一卒。仅有都督刘进忠者一营，久自川北遁去，入秦降于虏。”

《蜀碧》记载：“（张）献忠闻（杨）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10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张献忠“携历年所抢”的千船金银财宝率部向川西突围，千船金银沉入江底，张献忠只带少数亲军突围成功。

彭遵泗《蜀碧•杨展传》载：“献忠忿展尽取故地，又怒川人之不服己也，大杀成都居民，率众百万，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战于彭山。”交战中，大风起，张献忠船队起火，杨展率数位前锋前往杀敌，张献忠军大败，当时江口两岸逼仄，前后数千艘船，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

江口之战的结局是断绝了张献忠沿水路东出四川的路径，只得直面由汉中方向入川北逼成都的清军。

顺治三年（1646年）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表明了张献忠联明抗清的决心。接着，分他兵为四部分，并命四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分率八旗护军突袭大西军。二十七日晨（大顺三年，1647年1月2日），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军相遇，张献忠临急令大西军马、步两面抗击清军。而清军统帅豪格率大军继至，遣参领格布库等攻大西军右翼进攻，遣都统准塔攻大西军左翼。战斗激烈，清将领格布库等被大西军击毙，大西军亦遭重创。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此时已降清、响导清军入川的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为清将指点：“此八大王也。” 清帅和硕肃亲王豪格发箭射之，张献忠中箭坠马，被部下抢回即身死，死时年仅四十一岁。张献忠死，大西军人心涣散，各路清军乘机猛攻，破大西军营寨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大西军溃退后形成了四将军掌权的局面，后来为了获取南明的支持，而废除大西国号，大西政权遂成为历史。此是后话。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关于张献忠殉难的确切地点凤凰山，据后人考证，位于今四川省西充县城东南15公里处，东临多宝寺、太阳溪，西靠金山铺，面积约5平方公里，山上有150亩宽阔土地被人后称之“营房地”， 据传是张献忠当年扎营的地方。凤凰山的东南面山岭叫“带箭岭”。相传是张献忠中箭后将士们扶他回营地途中身死之处。山顶东侧有一小丘，传为张献忠墓址所在。

这位八大王的传奇人生之旅至此结束。纵观张献忠的人生事业，大致有两次成就帝业的机会，一次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在武昌，张献忠始建大西政权，自称“大西王”。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委派地方官吏治事，开科取士，授以州县官职。第二次是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颁《通天历》，设钱局铸“大顺通宝”，开科取士，授郡县官吏，封四个养子为王。

但这两次机会张献忠均未能把握住。在武昌因顶不住李自成、左良主两大军事集团的夹击，南走湖南。在成都三年立足不稳，两战败亡，其首战失金银，次战失性命。就张献忠能成就部分事业的原因来看，是这位八大王性格豪爽，驭下手段严酷，能使部分部众追随他。此他外善于用兵，特别是善于打运动战，以走制敌，常出敌后，穾袭不备，攻城略地，避实击虚，节节取胜。具体来说是：

张献忠从崇祯三年（1630年）米脂十八寨起反，直至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凤凰山阵亡，合十六年时间。在这十六年中， 张献忠转战十六省，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在战术上，他善于使用骑兵，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每到一处，在缴获战利品中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 因此史书称“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也如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 而张献忠运动战术获得成功的对手条件是：大明并非无良将，但崇祯帝刚腹自用，对手下薄尔寡恩，动辄因小错滥杀良将，以致从反面成就了张献忠的事业。

就这位“八大王”的失败因素来看，仅从军事角度来说，是其不会打防御战，只会进攻，不善守¬土，被围困于成都，两战便全军溃败阵亡身死，这一切都附合他“流寇”起义，破坏性大而不善建设新政权的持点。张献忠事业的先天弱点，也决定了他无法成就帝业。这一过程具体来说是：

张献忠在夺取重镇重庆进占成都后，没有注重后方防线的巩固，却忙于同李自成争夺川北，忽视了南明军队对于自己后防的威胁。自古以来兵家争夺取四川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湖北武汉延长江经宜昌过重庆入川；另一条是由陕西汉中翻越大巴山脉入川，这也就是李太白《蜀道难》诗篇中所说的“蜀道”。从战略角度来说，张献忠为了巩固其在四川的统治，与李自成争夺川北，并不算错。他错的是未能重视在入川之初已被其击败的南明军队的残余势力的复起。张献忠在入川之初撤离重庆、进军成都时，没有部署足够的兵力设防，结果当年八月间（顺治元年，1644年）明将马乾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重夺重庆（一说1645年春，明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攻占了重庆，张献忠急派刘文秀反攻，被曾英打败。）。不久南明政权建立，命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命樊一蘅为兵部侍郎，总督川陕军务，在纳溪设立幕府。当地民间武装群起响应，势大者有川东曾英、川南杨展、川西曹勋等，其他小股武装“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寨者不可胜数。” 其对大西官员“投之火，沉之水，或生剥其皮”，“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数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这一局面导致大西政权的控制区域日益缩小，“其威令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佘县耳。” 而农民得不到安全保障，纷纷外逃，川西州县居民“逃散殆尽”，人民的外逃使得大西政权控制地区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成都成为孤城，粮食极度匮乏。

而随着南明地方武装的重振，大西军所建立的成都政权在淸军入川后，陷入被南明与凊军南北两面夹击的极其不利境地。当张献忠决意退出四川时 ，起初准备从水路重下湖广，但遭到南明军在彭山镇江口的堵截而失败。不得已从川北去陕西，但大西军在川北的将领骁骑营都督刘进忠已经投降了清军，带领清军进攻大西军，这便最终酿成了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之战的兵败身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