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章 治水有方（1 / 1）

农业是宋朝的立国之本，商业是宋时的富国之径。无农不稳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所以太宗时期对农业是相当的重视。而水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所以太宗对河流的治理相当重视。特别是对黄河，淮河，汴河的治理都十分重视，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宋时就多次改道，对沿岸居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的危胁。太宗即位后的第二年，即公元977年，黄河就在河南的温县，荥泽多处决口。太宗征集几万兵役进行治理。并且派出臣子十七人分治黄河的各段河堤，以备洪水的祸患。此次治水主要采用了堵的方法，加高河堰，希望把黄河水引入预设的河道，有利于沿岸灌溉及航运。最终将部分黄河水引向蔡河，到达京城。最终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公元983年，黄河又在滑州韩村出现大决口，沿岸澶州，濮州，济州各州的大量良田被淹，民舍被毁，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此时有大臣献计，对治理黄河采用以分流为主的疏为主的方法进行治理。并提议在分流的不同河段，修建水闸，根据需要随时开启。主要目的是调节水势，保持河水的平缓，有利于航运及沿岸的用水。为解决此次决口水患问题，太宗征发五万兵役进行修整。此次整修基本保证黄河在该处的十年安全，应该说成效还是比较大的。这与太宗的亲自过问及对整修的重视是密切相关的。

但黄河之患，并不容易解决。十年之后的993年冬天，黄河在滑州又一次决口。此次决口造成的损失更大，大约有七千多间民舍被毁。几万民众流离失所。太宗十分焦急，下诏一定要找出治理黄河的根本措施，解决黄河多次决口的祸患。官员梁睿，确实该官员名如其人很有睿智。上书太宗说道：“滑州地区土地疏松，河岸因此十分容易崩溃，因此要尽量避开原来土质疏松地区。或者经过土质疏松地区的水量尽量减少，以防止对河岸的大力冲刷造成决口。建议在滑州上游的迎阳开渠引水，路程大概有四十里。到黎阳再与黄河汇合，绕过易决口的滑州地区。太宗采纳了梁睿的建议，征用民力十七万人，进行修渠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开渠五十多里，分流减轻了流经滑州的水量，最终根治了黄河在滑州地区经常决口的水患问题。

只要最高领导人关心，我们讲办法总比困难多。黄河水患千年前就非常严重。宋太宗时期多次出现决口现象，甚至危胁到了京城的安全。但是太宗的亲自过问，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虽然黄河的总体问题即地上河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但是某些区域的水患问题在当时还是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太宗在民生，经济，管理领域还是值得称道的。如果太宗不是一位帝国的最高领导人，而是各部某部的尚书或者是协助帝王的宰相，那太宗在历史上的评价肯定还要高的多。

除了黄河水患，当时淮河的水患也比较严重。治理淮河也是太宗非常关心的一件大事。淮河的决口问题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当时的淮河流域水流湍急，航道偏窄，不利于运输。特别在当时淮河一个叫山阳湾的地方，水势特别湍急，但是此河段又是运输船只的必经之道。未整修之前，许多船只行经此处，一不小心就会船沉人没，货物人员损失十分严重。所以在公元984年，太宗任命朝中大员乔维岳为淮南转运使，专门负责治理此段河流的水患问题。乔维岳到任后，马上实地勘查，多方研究，最终也定下分流减水的总体方案，同时采用营建水闸蓄水抬高水位的双管齐下的方式解决问题。总体方案靠谱，加上皇帝亲自过问，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当时具体的做法是，乔维岳指挥民夫将和淮河连通的沙河疏浚重新开通，将部分淮河水引入沙河。开通的河道长达四十多里，有效的解决了淮河主道流水过急的问题。同进在淮河的支流西河上增设大水闸，调节水量，方便往来船只的通行。并且保证了河面的平缓，加深了河道，使船只的载货量大大增加，船只基本上能畅行无阻。

与当时宋的京城直接相连的河流就是大名鼎鼎的汴河。汴河也是一条不省心的河流，也时常会决口。但是对京城的影响又十分的大，运输，通航，用水都要依靠这条河流。公元991年六月，汴河在浚仪县决口，冲毁河堤，淹没农田，还有大量民舍被毁。太宗在当时接到汴河决口的消息后，一夜无法入睡。天刚蒙蒙亮，就指挥人员出了皇宫直奔汴河边，察看灾情。手下的宰相，重臣都劝太宗不要以身涉险。太宗可就急眼了，你们都让我不要亲自前去，可是这河出了问题，我的皇宫恐怕到时也会被淹了。我还有心思呆在皇宫里？就算不淹了我的皇宫，京城几十万人的军队，几百万的老百姓，没了粮食，没了物资，到时还不反了天了？所以是大骂各臣子后，急急赶到现场去了。太宗当时可能是真急了，到了汴河边可不是做做样子，直接跑到河边了解情况。一不小心把自己的车子也陷进了烂泥中。试想下皇帝出事的话，下面的大臣会被怎么样处置可想而知。所以陪同的大臣们可真是吓坏了，殿前都指挥使作为皇帝的直接警卫人员，责任就更大了。所以当时的殿前都指挥使戴兴一见皇帝的车子陷进了泥里，担心皇帝有危险，不等其他的警卫人员上前，用自己的双手一把提出了太宗的车子。看来，危难之下人的潜能真的是无限的。太宗脱离困境后，并没有离开现场。而是马上命令戴兴指挥随来的士兵几千人投入抗洪救灾。众士兵一见皇帝亲自指挥，哪有不卖力的。所以很快汴河决口就被堵上了。一场水患危机也在太宗的直接指挥下初步解决。等到太宗离开汴河岸边时，身上已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浚仪县知县宋炎知道太宗亲自指挥，自己的罪过实在是大了。吓得老早就远远的躲开了，不敢见太宗的面。太宗见决口基本被堵上，损失得到控制。而且经过调查后知道知县宋炎也一直在现场指挥，也就没有怪罪与他。所以在内政治理上，太宗还是赏罚分明，处置公正的一位君主。

农业生产的稳定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所以任何一个朝代的君主只要不是昏君都是非常重视的。但宋朝的特别之处是，历代君主不但重视农业生产这个立国之本，对手工业，商业也是非常重视。甚至是更为关注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采取了许多合理的措施。太宗时期也是如此。历代以来像煮盐、酿酒、铸钱、制造工具、开采矿山等行业基本由政府专管。但在宋代并不由政府一家垄断，也允许民间进行这些项目的经营活动。可以说，在活跃经济方面宋政府采取的措施是相当的开明。

宋时在升州，鄂州，饶州以出产铜闻名，作为制作铜钱的战略物资由国家专营本来也无可厚非。一开始，这些地区的铜矿开采确实由政府专营，老百姓一律禁止开采。如果被发现有私采的行为，受到的处罚非常严厉。甚至最重的会被处以死刑。可以想像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并且由政府专营，效率低下，产出的铜产量肯定高不到哪里去。所以当时的铜产量总是处于供给不足的不利状况。后来，又在风州陆续发现了铜矿，在定州发现了银矿，一些拍马屁的官员又马上奏请太宗，在发现之地设置机构，进行政府专营。太宗针对实际情况，没有采纳设置官员，政府专营的建议，而是允许地方百姓也可以参予开采。通过一定的措施，允许百姓开采矿产，大大增加了相关的产量。也极大增加了民间的财富。老百姓在宋代确实是生财有道，生活水平是非常不错的。

盐铁专营，在汉代及唐代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比如唐代的著名人物程知节，也就是程咬金在从军前就是一个著名的私盐从业人员。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也是一个著名的私盐从业者。被政府捉住了都是要砍头的。到了宋代，这一专营政策有所改变。老百姓也能从事煮盐的业务，盐业不再是政府的垄断行业。所以当时宋境内的许多地方盐业的发展都是相当兴盛，老百姓再也不用顶着被砍脑袋的风险进行私盐的贩卖活动。甚至出现了存量的盐几十年用不完的状况。政府以至于下令在广南地区停止了官方的煮盐活动。正是由于充分的民间老百姓的参与，也可以说是初步的市场经济的活跃，宋代的经济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相当程度繁荣发展的良好势头。

其他方面如纺织业，酿酒业，制瓷业，造船业等等各行种业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像。宋代以前，各级人员的衣服都有严格的规定。官员，士人，农夫，商人，衣服打扮有严格的区分。如果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因为衣服不对而受到处罚。但是到了宋代，只要你愿意，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当然一些制服还是有规定的。但是很多有钱的普通老百姓，你要喜欢怎么样的面料做衣服随便你自己来决定。像极了现在的，有钱就是大爷的说法。很多人都用绫罗锦绣的面料，就像今天一样，想从衣服上区分人们的身份变的非常困难。宋初立国时还像前代那样对酿酒业采取严格的准入制度。平常老百姓是不能自行酿酒的，原因可能非常多。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在产粮不足以满足生存需要的情况下，民间的酿酒行为肯定会得到严格管控。这一手段对一个国家的治理而言，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到了太宗时期，由于民间对酒的需求大大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夜间经济的繁荣，商业活动的繁荣，对酒的需求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太宗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下令民间可以自行酿酒，不再严格由政府专营。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由此可见已经是非常高了，特别是粮食的产量肯定是相当的富余。实际上当时放开民间酿酒的禁令，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间粮食储备的大大增加。是有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从而导致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这个内在因素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