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孙可望主政永历朝与李定国取得湘桂（1 / 2）

第五章：孙可望主政永历朝与李定国取得湘桂大捷、衡阳大捷

刘惠恕

由于孙可望统军顺利地进入云南，稳定了地方秩序，又通过杨畏知成功地建立起与永历朝的政治同盟关系，其在南明朝中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个人野心亦逐渐膨胀，在其身边亦聚集了一批拥嘉戴其当“国主”的南明旧吏。但孙可望德不足以服部众，永历小朝廷也不愿认可孙可望的野心，这便蕴育了后来大西军队伍的分裂。

据记载还是在大西军尚未进入云南之际，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四将军于贵阳定番举行军事会议，会上孙可望不顾”联明抗清”的大义，主张割据云南，独霸一方。李定国则指责孙可望：“肇庆已有君，永历其年号也，不度德量力，妄自尊大，其欲自取灭亡乎？” 孙可望当时碍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军力雄厚，无奈赞同联明抗清的主张，但内心却耿耿于怀。而南明云南副使、孙可望同乡杨畏知在与孙可望接上关系后，窥透了孙可望的心思，怂恿说：“孙将军和其他三位将军地位并列，并不是靠虚名服众，今永历帝只在肇庆，岂妨你成为一方雄主。”孙可望说：“既然有了皇上，我那就‘挟天子以令诸侯’，想必他们不会反抗我的。”孙可望当时联明的真实想法是：欲仿曹操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来压服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并收拢南明的残余势力力己所用。他提出的联明条件是封自己为高出众。将的一字王——“秦王”，以当实际的“国主”。

但是李定国、刘文秀与孙可望却有着不同的人生观。李定国后来在歼灭孔有德军时，曾对部下说：“曹操、司马懿有戡乱之才，身经百战，摧强敌，扶弱主，如果他们想要流芳百世，不过如探囊取物。可他们因一念之差，图谋篡位，实在是有如持黄金换死铁，落得后世唾骂，太不值得了。”而刘文秀在协助李定国平定孙可望篡位时，曾私下对李定国说：“我辈为贪官污吏所逼，因而造反，将朝廷社稷倾覆，实我等有负于国家，国家无负于我等。即今上是烈皇帝嫡派之弟，不若同心共保，倘得藉滇黔以恢复中原，那时封妻荫子，荣归故里，也得个青史留芳。如只跟秦王胡乱作为，虽称王称公，到底不得归正。但我辈今日以秦王为董卓，恐董卓之后又换一个曹操。” 从李定国与刘文秀所说之话来判断，他们主张联明的本旨，完全是为了“共扶弱主”、“恢复中原”、“青史留芳”，与岳飞当年坚持抗金、迎还二圣、“精忠报国”的思想完全一致。而这一思想又是得自于张献忠当年在四川行暴虐政治亡大西国的反训。由于人生价值观的截然不同，使李、刘二人最终走上了诚心拥戴永历王朝，与孙可望分庭抗礼的道路。

由于当时在大西军中，李定国的威望最高，为了达到代明的目的，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首先压服李定国，以树立个人权威。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初一，他们精心策划了以打击李定国为目的的 “演武场事件”。事情经过为：当时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军先入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却指责李定国说：“你平日不把我放在眼里。”然后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大怒，说道：“你我不兄弟乎？大军暂时无主，尊你为主，我何有赖于你！” 孙可望则以辞职带本部军他走相威胁。前军都督白文选从身后抱住李定国说：“请李将军暂时忍让，如果孙将军离开，大军就会分裂，我们会被人乘虚而入。”李定国勉强受责，因诸将求情，被杖打五十军棍。打完以后，孙可望又假惺惺地抱住李定国痛哭说：“我是为大义，希贤弟不要记恨，以后当同心同德。”李定国为了维护大西军的团结，忍受了这场侮辱，然后请令去平定沙定洲之乱。刘文秀军与李定国军同行。

稍后五月份，大西军中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定北王艾能奇在征讨东川土司的战斗中，中毒箭身死，其原统军队被孙可望收编。这样，孙可望统领的军队便成为大西军中的一家独大，这距离他代明的野心又近了一步。

约与艾能奇征讨东川土司的战役同时，李定国平也开始指挥平定沙定洲叛乱的战役。其过程为：永历二年(1648)四月初，李定国军抵阿迷州，与沙定洲军相持数月不见胜负，沙定洲于是滋长轻敌情绪。一日，他同万氏等人在部将汤嘉宾的沙寨营地举行筵宴，李定国侦知后，立即率兵包围沙寨营地，环以木栅，断绝水源。数日后，沙定洲军不支，率众出降。八月，李定国、刘文秀将沙定洲、万氏、汤嘉宾等数百人解回昆明处死，沙、普土司至此灭亡。此役李定国共歼云南沙定洲部叛军约20万人。

李定国大军回师时，当地人皆拍手称快，这是因为沙定洲平素欺压百姓，怨声载道。而沐天波闻知沙定洲被诛杀的消息后，特穿戴整齐，到孙可望处“顿首谢”， 感谢为其报了家仇。可是后来他发现孙可望为人狂悖无礼，目无皇上，为了不招惹是非，沐天波尽量不出王府，只是私下与杨畏知书信往来。

而李定国灭沙定洲之役，更助长了孙可望代明的狂妄野心，坚持要永历帝封其为“秦王”。此事情经过为：

南明重臣堵胤锡（1601－1649年11月26日），手中握有永历帝所赐空敕若干，以利其便宜行事。为了团结孙可望共同抗清，堵胤锡矫命封孙可望为“平辽王”，并将此情况转报了当时驻梧州的永历帝取得同意。堵胤锡却不知南明浔州守将庆国公陈邦傅（？－1652年）因守地近云南，为了结好孙可望，利用手中的空敕，事先已矫封孙可望为“秦王”，并伪铸金印“秦王之宝”，交中军将领武康伯胡执恭转给孙可望。孙可望闻之大喜，特郊迎。时隔未久，杨畏知由昆明至，持有封孙可望为“平辽王”的敕书。孙可望见后大惊，云先已封为“秦王”。杨畏知指出敕书为假，胡执恭则指责杨畏知的敕书也是假的，原封为“景国公，敕印故在。” 孙可望听后大怒，将杨畏知与胡执恭同时下狱，而遣使至梧州寻问原因，永历朝臣此时方知陈邦傅矫诏封敕事。由于“秦王”封号属“一字王”，其地位要远高于其他王号，因此遭到了已投永历朝的原大顺军将领李自成妻弟高必正的坚决反对，孙可望又坚拒其他封号，以致成为难事。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孙可望复派杨畏知为正使，至广东肇庆与永历帝谈判“联合恢剿”，并要求封为秦王。李定国当时心知孙可望所想，但为实现“联明抗清”的目标，默以待之。但孙可望的要求再次被永历帝及其廷臣拒绝。孙可望得知杨畏知使事未成，“使人召贵阳而责数之。畏知大愤，除头上冠击可望，遂被杀。” ，杨畏知死，对于南明王朝来说是，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因为他是前明所遗的最后一位有将兵能力的士大夫，他对南明王朝保持着至死不渝的忠贞。

此后，孙可望已投靠其的南明御史任僎的撺掇下，于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自称“秦王”，改云南为云兴省，铸铜币“兴朝通宝” ，眼中全无“君上”和“礼法”约束。李定国对此深感不满，但未表露。孙的这一做法原本于任僎的建议：“孙将军不如自己做一国之主，设置百官，发印钱币，颁布新年号。”

九月，孙可望率军入贵州，分兵取川南，李定国被派进攻安顺。路遇明威清道黄应运，黄应运乘机游李定国说：“如果依靠大明天子的名号，再加上将军的神武，扫清奸逆，天下有谁敢与将军为敌。”李定国于是与之歃血为盟，相誓共同辅助明室，绝无二心。孙可望得知此事，妒火中升，将黄应运处死。李定国闻知后，心中更恶孙可望。很快贵州被平定，孙可望自往贵州，留李定国守云南，李定国加紧练兵，准备东进。刘文秀则于此时平定了川南，大西军遂建立起以云贵川南为范围的辖区。

在这一时期留驻留在云南的李定国，为了“联明抗清”，实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使滇南出现“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的良局。他操练兵马，制造盔甲，训练象队，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他又举行生童考试，对中秀才者，发赏钱三百串奨励。这一做法的目的，是为日后恢复科举考试准备条件。

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永历廷倾覆在望。时己进入云南的孙可望乘机派部将贺九仪、张明志率兵5千赴南宁护驾，逼死拒封孙可望为“秦王”的永历朝首席大学士严起桓。三月，永历帝朱由榔被迫承认原陈邦傅、胡执恭矫封的孙可望为“秦王”。而在大西军方面，则废除了原先的“大西”国号，确立“共扶明后，恢复江山”的方针。孙可望正式自称秦国“国主”。同时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以范鑛、马兆羲、任僎、万年策等人为吏、户、礼、兵部尚尚书。这样，大西军与永历政权的联合抗清阵线才正式建立。这一联合抗清阵线建立的实际，是孙可望实际掌控了永历朝权力。

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初六日，孙可望借清军线安国部南下占领南宁、永历廷逃亡之际，派副总兵王爱秀将永历小朝廷迁往贵州安隆千户所城居住，更名“安龙府”。孙可望答应每年提供“银八千两，米百石”， 而朱由榔则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 永历帝名为安置，实则幽禁。至此，永历小朝廷完全被孙可望监控，进入“王自入黔，无尺¬¬土一民” 的境地。 而大西军原有的“每决大事”是三兄弟共同商的传统亦到此断绝。

但是孙可望却有一定的理政才能，在他实际掌控南明政事的五年间，是南明政权最平稳的时期。在行政方面，孙可望接管贵州和四川南部地区以后，派白文选镇守贵州，收编当地的散兵游勇。对永历朝廷滥发的文、武官员劄付（ 同札付，官府中上级给下级的公文），全部收缴，裁革鱼肉人民的冗官，派员“会勘平越各官，戮奸蠹民者。” 又令蒋克远与冯双礼安抚民众，招徕商贾。又令所属文、武官员，“呈缴滥劄，武职加授总制、参游，文官加授监军、督饷、部卿、佥宪，概行裁革。各官作奸蠹民者戮之。令督学刘鸣凤考试贡生，分别伪滥。” 孙可望的这些做法，在短时间内把黔、川治理得井井有序，改善了吏治。清除了永历朝廷留下的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