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章 初现繁荣（1 / 1）

宋朝经济的发展是一骑绝尘。几组数据就能充分的说明，宋朝经济的繁荣绝对不是自我吹嘘，自我标榜。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写道：“早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当世界经济明显加速增长之际，中国却衰退了。”根据他的测算，按1990年美元为基准，在公元960年后(赵匡胤建立宋朝)，中国人均GDP为450美元，至宋末达600美元。而处于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仅为422美元。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经济一蹶不振，1870年GDP人均530美元。由于内战，到1950年，中国人均GDP仅为439美元，还赶不上宋代初的450美元。1952年达537美元，但仍低于宋末的600美元，而欧洲却达4963美元了。

宋太宗赵光义时期，宋朝皇帝就已经意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了。且看宋太宗赵光义的政策，颇有国家层面所进行的“招商引资”的意味。雍熙四年，赵光义派出八名使臣，分别出使海南诸藩国，进行“勾招进奉”，并采办龙脑、真珠（珍珠）、香药、犀牙等海外各国的特产。宋太宗让这些使臣随身携带“空名诏书”，让他们前往藩国，“于所至处赐之”。放到现在来看，这就像是一个老板，将一份写有自己签名的空白合同交给自己的员工，让他们与合作伙伴自行签约，只要双方谈拢条件，现场填写合同内容，那个效率就是杠杠的了。最终在宋太宗的鼓励下及倡导下，宋朝的对外贸易蒸蒸日上，国家财富也是日渐增加，国库开始日渐充盈。

北宋开宝四年，太祖在位期间开始设市舶司于广州（很早以来广州就是对外开放的前沿），以后太宗时期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陆续于杭州、明州（今属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属青岛胶州）等七处地方设立市舶司。市舶司的职责主要包括：根据商人所申报的货物﹑船上人员及要去的地点，发给公凭（公据﹑公验），即出海许可证；派人上船“点检”，防止夹带兵器﹑铜钱﹑女口﹑逃亡军人等；“阅实”回港船舶；对进出口的货物实行抽分制度，即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形式的市舶税，所抽货物要解赴都城（抽解），按规定价格收买船舶运来的某些货物（博买），经过抽分、抽解、博买后所剩的货物仍要按市舶司（大概就是今天的海关）的标准，发给公凭，才许运销他处；主持祈风祭海。

宋政府还通过出卖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太平兴国二年（977）初置香药榷易署（掌管与外国通商之事），当年获利三十万缗。也就是一个香药榷易署的收益就能对付给辽国的所谓“岁币”，可见商业活动的收入确实十分可观。真正的应了那句话，无农不稳，无商不富。

宋代海外贸易十分活跃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宋代的造船业比较发达，所造海舶载重量可达五千石（大约三百吨左右）。到了北宋后期，指南针已广泛应用于航海，还出现了记载海路的专书──《针经》。与宋王朝有海上贸易的达五十个国以上，进出口货物在四百种以上。进口货物主要为香料、宝物、药材及纺织品等，出口货物主要是纺织品、农产品、陶瓷﹑金属制品等。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北宋中期，市舶收入达四十二万缗左右。太宗在位期间非常重视海外商业活动，经济状况经过几年的发展有了明显好转。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太宗在宋辽边境地区修建水塘的措施，最初的出发点是用于军事目的。北方辽国在太宗朝时与宋进行连年的战争，并且辽国以骑兵为主，所以太宗修建了许多深不能行船，但骑兵又无法涉河而过的水塘。当时被称为水长城，确实起到了保卫边疆的作用。为此还被辽国所抗议，说宋没有真正和平相处的意思。但这些水塘又在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对水源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作用。北方的粮食产量由此大增。太宗时期，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在太宗时就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当然历史记载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对杭州府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客观上使南宋事实上定都临安成为了可能。宋高宗之后，最终确定杭州为实质上的都城并延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